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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丹訪談 : 與兩岸知識份子的對話談 : 文學.城市.政治.民運 /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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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「如果我事先知道那年廣場上會有人死亡,我就不會去搞學運了。」1989年,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領袖王丹如是說。「搞學運是絕對正確的革命,死人是不正確的屠殺。人的生命屬於人道主義這個層次,比革命更高。」

  無疑地,六四事件、兩次入獄對王丹的人生經歷鐫下深刻的痕跡,但「民運人士」只是他的身分之一,他還有歷史研究者、詩人--等各種面向。

  王丹喜歡「讀萬卷書,行萬里路,交天下朋」,尤其喜歡跟有成就、有意思、有閱歷、真性情的人對談;1994年起,他與兩岸不同世代的知識份子或訪問、或座談,從聖嚴法師、王若水、蔣培坤,到邵玉銘、南方朔、魏京生、邱坤良、平路、廖咸浩、蔡詩萍、陳義芝,到楊照、師瓊瑜、柯裕棻、白夢、張惠菁,暢談文化、歷史、文學、城市、政治、知識份子的角色、兩岸關係、中國民主化、六四、海外民運等,有對前輩典範的請益、學習與交流,更有對同世代青年知識份子的觀察、自省與期許。

  這些訪談記錄了王丹與兩岸知識份子對話的吉光片羽:一個理想青年,一個詩人,一個知識份子。



我的座右銘是「快樂、正直」------

每一個人除了追求自己的快樂外,還要讓社會更進步!

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就是有趣,包括政治都要做得更有趣。

有趣是最高的價值。

-------王丹



這個社會需要太陽,但也需要蠟燭;

這個社會需要陽光,但也需要燭光;

什麼時候白天變成了黑夜,至少還需要一點光明。

如果我們承認這點的話,

知識份子至少要做這樣的蠟燭。


我認為真正理想主義的青年知識份子對社會的一個重要貢獻,

就是以身作則來警惕任何主流體制-----

在台灣我覺得是文化的主流體制,

譬如理想主義的淹沒,以及對哲學、倫理問題關懷的消失等等。

現在的青年知識份子必須有意識、有自覺地去抵抗

這些主流的機制對社會的侵蝕,增加對弱勢議題的關心等等,

不管政治、文化、社會層面上的,

全面出擊,去抗擊主流體制的收編。


我們面對社會最基本的武器就是回歸到我們自己本身,

即使我們無法主動改變社會,

但我覺得把自己做好也是一種消極的抵抗。


------王丹


王丹


  1969年2月26日出生於北京,祖籍山東鄄城。雙親皆為北京大學校友。


  王丹就讀北大歷史系期間積極展開校園民主活動,主辦「民主沙龍」。1989年,在因悼念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而引發的大規模學潮中,王丹與其他學生領袖組織學生遊行、絕食,佔領天安門廣場,要求政府實施一系列的民主改革。六四事件後,當局對21名學生發出通緝令,他名列榜首。


  1989年7月2日,王丹在北京被捕,在三年七個月的獄中生活裡讀了近千本各類書籍;1995年5月21日以「顛覆政府罪」再次被捕;1998年以「保外就醫」名義流亡美國。1999年4月,王丹首度訪台;2003年夏天,應台北市文化局之邀擔任駐市作家。


  王丹現為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,在台灣出版有《王丹獄中回憶錄》,政論《眾弦寂靜時的喧嘩》,詩集《我在寒冷中獨行-----王丹獄中詩》、《我與深夜一起清醒》,散文《我異鄉人的身分逐漸清晰》、《在梵谷的星空下沉思》,及訪談《王丹訪談》等,並計劃整理《六四百人談》、《美國學院派學者訪談系列》、《流亡者訪談系列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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