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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駁殼槍的傳教者 : 鄧演達與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 /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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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持駁殼槍的傳教者》 我們到內地去工作!須要像帝國主義傳教信徒的方法,每禮拜強勸我們老百姓男婦老幼都來聽講宣傳我們的三民主義,編制詩歌、攝影革命影片、遊藝等,以助他們的興致。──龐廉孫,〈到民間去!〉(1927) 總理死後,再要想到中國革命成功,只有效摩罕默德的信徒宣傳回教之一法。他們是右手持劍左手持可蘭經的,以後我們宣傳,也當右手持槍,左手持三民主義,庶幾可以使民眾迅速了解。──白瑜,〈留別有槍的同志們〉(1925) (軍隊)政治工作之人員,與宗教之傳道師,殆無以異,應死力衛道,方收殊校。──朱色,〈政治工作應注意之事件〉(1926) 1924年,中國國民黨進行改組,未幾,即依「以黨領軍」、「重視政治訓練」等理念,創設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支黨化軍隊。其特別表徵,是出現一群「右手持槍,左手持三民主義」的軍隊政工人員。他們還試圖效仿「宗教之傳道師」,又向士兵或百姓散發圖畫文字、編制詩歌戲曲,進行各式宣傳。 可以說,這一場革命運動,上承五四新文化運動,下塑數十年來海峽兩岸的政治文化格局。它匯集了國民黨文武黨員、共產黨跨黨黨員、蘇俄顧問、以及無數男女老幼,交織一段層面既廣,亦有複雜恩怨的互動過程。本書便藉由北伐戰爭初期(1926-1927),擔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的著名左派人物鄧演達(1895-1931)為經緯,重探這段影響深遠的動人歷史篇章。 本書,圍繞在一個人的事蹟,用心卻不在紹述其生平與思想;充斥著「革命」語彙,卻指望能擺脫革命史觀的幽靈。 鄧演達是何許人?似乎已幾為台灣公眾所遺忘。即或如此,鄧演達是和楊杏佛、史量才、李公樸、聞一多並列的白色恐怖槍下冤魂。在作家平路女士筆下,鄧演達之死,則讓宋慶齡萬念俱灰,難掩激狂。及至文革過後,宋慶齡終可以漾著一朵少女般的微笑,「戴上老花眼鏡,在祭日發表追念鄧演達的文字」。 鄧演達就如同其他歷史人物,還有很多的形象樣貌。只是,那些聲光交輝的故事,時常不脫「革命」與「反革命」交鋒的套路。革命史觀的幽靈,確實仍在我們的時代徘徊。然而,所有的革命神話,都難逃有被請下神壇的一天。如果史家不僅止滿足於解構「革命神聖」的大敘述,那麼,在面對難以計數且打著「革命」旗號的人與事時,能有什麼樣的關懷? 鄧演達在以「民主人士」身份,粉墨登場於歷史舞台前,曾身著軍服,腳踏軍靴,掛上皮帶,頭戴鑲有青天白日徽的軍帽,主持早年的國民革命軍「政治工作」。軍隊政工制度,無疑是1920年代中國革命,給予海峽兩岸的重要歷史遺產之一。諷刺的是,被許多後人目為「控制思想」之用的政工制度,其實在中國試行之初,旋即深陷嚴重意識型態紛擾,以及各式內外衝突。就某個角度而言,這已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歷史議題了。 政治如何控制軍隊,軍隊如何左右政治,智識如何支配槍桿,槍桿如何影響智識,本屬值得留心的問題。況乎少有人會懷疑,近代中國社會深受兵燹之苦;而軍事組織與戰爭事件,對中國的歷史格局造成什麼樣的衝擊,猶待更多的反思。尤其在1920年代以後,軍事暴力文化,每以「革命」緣飾;反之,「革命」活動,也常瀰漫軍事術語。劉再復先生說:「我們在文化大革命中,建牛棚、辦學習班、開批鬥會,最常用的語彙都是軍事術語,例如『堅決打倒階級敵人的猖狂進攻』、『團結多數,孤立少數,打一場殲滅戰』、『敵人不投降,就叫他滅亡』」。就近代中國史的長期脈絡來看,這一現象,絕非偶然。 筆者因此逐漸對國共兩黨軍隊的「政治手臂」,兼及相關政治文化、軍事社會史議題,萌生關懷。為了撰寫本稿,自2007年起,逾一年半的光景,筆者時常沈浸於中國國民黨黨史館,查閱大量的原始文件。本書徵引文獻的大宗,是南京時代以前,廣州、武漢時期的國民黨會議記錄、文件。特別是武漢政權(1926-1927)的部分,比重尤為可觀。當年自恃「國民黨正統」的武漢,卻被南京目為「共產黨把持的赤色政權」,共產黨視作「軟弱的工農小資產階級聯合民主專政」,難登國共兩黨革命史神殿的大堂。筆者為其欷噓之餘,撫觸這批批材料,或為書以蒼健字跡的毛筆文稿,或為電碼譯文駁雜的電報函件,猶感思古幽情,遙想當年廟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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